何氏“学海”的由来
发布时间：2017-04-18 20:07:05 发布人：何刘鑫
作者：何焕强整理 评论: 0 浏览次数：次
何姓有一幅古联叫“庐江世德，东海家声”，全联指的是何姓的郡望堂号，即“庐江堂”和“东海堂”。“庐江”和“东海”是何姓的两大郡望。
在我国南方地区，有的堂联写成：“庐江世德，学海家声”。问及联意，对“庐江世德”能说出其意，对“学海家声”则一知半解。上述联中的“东海”、“学海”仅一字之差，意思却不同。“庐江”、“东海”指的是何姓地名郡望，联中的“学海”，非“东海”笔误，“学海”另有所指，但“学海”非指地名郡望，而是指一个何氏名人。“学海”本义为学问渊博，亦指学问渊博的人。查何氏历史人物，被誉为“学海”并得到公认的，唯东汉何休。何休(129-182)，字邵公，任城樊县(今山东济宁东)人。东汉经学大师，《公羊》学集大成者。他一生不阿尊事贵，坚持政治操守和学术品行，撰写了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等一批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。所以，何氏堂联中的“学海”应指“何休”。那么，何休是怎么被誉为“学海”的？
一、称病辞官，潜心治学
何休(129-182)，字邵公，任城樊县(今山东济宁东)人。东汉顺帝永建四年(129)，何休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，父亲何豹曾任少府，位居九卿之一。何休所处的时代是《公羊》学盛行的时期。《公羊》学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《春秋公羊传》的学说，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之一。相传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，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，因而得名。《公羊传》在汉景帝之前为口耳相传，齐人胡母生(字子都)曾对公羊学进行总结。西汉景帝时期，立研究《春秋公羊》的学者胡母生、董仲舒为博士。胡母生制定了《春秋公羊》“条例”，董仲舒阐发和丰富其义理，后世《公羊》学的传授，都渊源于董仲舒。到了东汉，公羊学派自身弊病日益明显，如用大量封建迷信的东西去附会经义，有时甚至不能自圆其说；过分重华丽文辞，轻义理阐释，常常是洋洋数万言，却漏洞百出，无法讲清经义。这就为反对《公羊》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，而学习《左氏春秋》也逐渐成了热点，古文经学开始兴盛起来，《公羊》学面临着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。何休少年时代曾师从著名学者羊弼学习《春秋公羊传》。何休不善言辞，但性格朴实厚道，有主见，善思考。
两汉时代，选官制度以察举、征辟为主，同时还制定了对当时以及后世各封建王朝都有重要影响的“任子”制度。所谓任子制度，是指两千石以上的官员，任期满一定的年限，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一人为郎官，充当皇帝的扈从侍卫人员等。由于接近皇帝，也就容易受到重用。何休因为是官宦子弟而被诏拜为郎中，但他认为当时官场政治腐败，无法施展政治抱负，因此，他虽然勉强应召，不久即称病辞归，专心读书治学。何休放弃大好仕途不就而潜心治学，使他在社会上的声誉不断提升，自然而然的引起了地方大员的注意，成了州郡争相征辟的对象。但何休心意已坚，一一推辞。
二、施展抱负，身陷党锢
虽然何休辞官后潜心于《公羊》学研究，但他心中始终怀着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抱负，等待着能真正发挥才学，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。后来，代表当时进步势力的太傅陈蕃得势，征聘他参与政事时，他欣然应允。
陈蕃是东汉末年的杰出政治家，知人善用，具有政治抱负。他当政后，为了打击腐败的宦官势力，广泛地吸收和任用有识之士，壮大进步力量。为此，何休始终坚定地站在陈蕃、李膺为代表的一方，即使身陷残酷的党锢之祸，也没有丝毫动摇。
“党锢之祸”是东汉后期的一个重大事件，其实质是封建官僚内部的正直势力和腐败势力——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。这场规模空前的知识阶层与开明官吏相结合的政治运动，最终以党人的失败而告终，酿成了震惊古今的“党锢之祸”。东汉末年的“党锢之祸”先后有两次。第一次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(166)。何休当时被征辟时间不长，还没有引起宦官的注意与迫害，故躲过了一劫。但是，在第二次“党锢之祸”中，何休最终没有逃脱厄运，被卷入了险恶的政治斗争之中。
永康元年(167)桓帝去世，年仅12岁的汉灵帝即位，窦太后临朝，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辅政。次年，二人联合起来密谋诛杀宦官，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因窦太后犹豫不决，又走漏了消息，被宦官先发制人，疯狂报复，挟持汉灵帝和窦太后，并发兵攻打窦武等人，窦武与陈蕃先后遇难，党人势力大损。建宁二年(169)，侯览、曹节等宦官开始大肆搜捕党人，将李膺、杜密、范滂、虞放等百余位名士清流一并下狱处死。之后，他们又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，凡“党人”及其门生、故吏、父子、兄弟现居官位者，一概免职禁锢，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。何休是由陈蕃征辟的，陈蕃遇害，何休作为陈蕃门生，牵连不可避免。
三、学术大成，誉为学海
党锢之祸后，何休希望在仕途上发展的大门被关闭。但是，却为他潜心著述、阐发儒家学说，成为一代《公羊》学大师，提供了契机。何休是一个有良知的《公羊》学学者，他和其他《公羊》学家一样，认为《春秋》中含有“微言大义”，是救世补敝的良方。于是，他将整顿《公羊》学作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为社会改良提供理论依据、制造舆论氛围的最好方式。所以，在党锢之祸被解除而“赋闲”家中之后，何休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撰写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之上。
为撰写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，何休仿效西汉时期儒学大师董仲舒“三年不窥园”的做法，心无旁骛，全力以赴，终于撰成这部经学史上自成体系的重要著作，形成了《公羊》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“何氏学”。何休也成为了继董仲舒之后最大的《公羊》学者，从而在儒林中名望日益显赫，与博学通达、遍注群经的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双峰并峙，成为当时经学界推崇的学者。当时人们对两人的学问都十分佩服，京师誉郑玄为“经神”，誉何休为“学海”，十分推重。
何休被誉为“学海”，是因为他博古通今，学问渊博，著述丰富。史载何休长于天文历算，“三坟五典，阴阳算主，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，历代图籍，莫不成诵”。(《后汉书集解》引《拾遗记》)除了撰写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以外，他还有一大批有影响的著述。这些著述以《公羊》学为主，同时旁及其他经传。其中有《春秋公羊文谥例》、《春秋公羊传条例》等纯学理性作品，也有《春秋汉议》、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等论战性文章，以及《论语注》、《孝经注》等注疏性作品。这些论著，“皆经纬典谟，不与守文同说”(《后汉书•儒林传》)，共同构成了何休的思想学说体系，体现了他立足《公羊》、博采众家的经学大师风范。
到了晚年，何休的生活又发生了一个转折。由于政治形势的趋缓，东汉朝廷对党锢慢慢有所放松，光和元年(179)，汉灵帝部分开解了党禁，宣布“大赦天下”何休因此而再次步入仕途。此时的何休已是海内大儒，声名远播，许多公卿纷纷推荐他担任要职。然而，由于把持官吏任免权力的依旧是腐朽的宦官集团，何休只被任为议郎，不久又被升迁为地位略高于议郎的谏议大夫。在任职议郎和谏议大夫的期间，何休保持了自己正直敢言的本色，对上“屡陈忠言”。
长期的学术研究严重损害了何休的健康。灵帝光和五年(182)，何休病死在谏议大夫任上，终年五十四岁。何休去世后，大名士蔡邕为他撰写了碑铭，表达了当代学人对这位《公羊》大师道德文章的敬仰之情。
四、《公羊》大师，贡献卓著
何休的著作大都散佚，只有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至今保存，与唐徐彦的《公羊传疏》合为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。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作为何休的代表作，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，正是这一宏篇巨著，奠定了他在经学史上的地位。
何休在该书《序》里说:“往者略依胡母生(西汉经师)《条例》,多得其正，故遂隐括使就绳墨。”宣公十五年“初税亩”下,何休提倡井田；对公羊家的“春秋三世”说，也作了新的阐释和发挥，提出“衰乱世”、“升平世”、“太平世”的历史进化思想。在《文谥例》里，何休阐述了“三科九旨”。新周，故宋，王鲁，是一科三旨，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异辞，是二科六旨，内其国而外诸夏，内诸夏而外夷狄，是三科九旨。从三科九旨推演，又有许多义旨。表明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是公羊学从西汉到东汉的总结和发挥，由于这部书保存了公羊家的许多条例、义旨，后世公羊学者奉为经典。
何休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今文经学家，他治学的态度严谨、认真。他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法著《春秋公羊解诂》，与那些引章断句的博士文有很大的差别，这就是严整缜密，系统性强。他所注经书，虽也不能挽救今文经学的崩溃，但影响却颇大，以至成为今文经学方面的领袖人物。
今文经学是有其思想渊源和历史渊源的。汉朝立国以后，自从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创立阴阳五行化的《公羊》学以后，所有的今文经学都朝着这个方面发展，也都阴阳五行化了。当时的发展方向表现在两个方面：繁琐与迷信。所谓繁琐，指今文经学家抓不住要领，去支离蔓衍地解说经文，一部经的经说，解释起来，动辄数十万言甚至多至百余万字，并名之曰“章句小儒，破碎大道”，把浮辞繁多、蔓衍无际当作学问，并津津乐道。所谓迷信，指孔子不谈神怪，所以，迷信成分在原来的儒家著作中不占主导地位，儒学中还很少神秘主义的东西，而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附会经义，蔓加解释，提出“天人感应”的学说后，今文经学家便增加了迷信成份，另外选择了一个谈神说怪的孔子，把妖言妄语说成是孔子所谓书中固有的，称为“纬书”或“秘经”，总称“谶纬”，并将此看作“内学”，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里就载有求雨的办法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，而且是官学，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重视。许慎、贾逵等人，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。班固的学生马融注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周易》、《三礼》、《尚书》，贾逵本人注《左传》，使古文经学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，马融的徒众在当时达千余人，象郑玄、卢植等，都是他的学生，因而使当时的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。当时的郑玄，就是古文经学的大师。何休与郑玄恰好同时。当时，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，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。二人如同二水分流，各不相让，各有千秋，各扬所长。何休的今文经学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成长起来的。因此，何休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功绩，是巨大的。
何休作为一个大学问家，他精研古今诸经，前后花费了整整17年的功夫，以巨大的忍耐力和自信心写成了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。在写作这部著作时，他废除了繁琐和迷信为特点的章句之儒的俗学，仿古代《春秋》五十凡例，为公羊《春秋》制定了凡例。他在《文谥例》中说：“新周，故宋，以《春秋》当新王，此一科三旨也。所见异词，所闻异词，所传闻异词，此二科六旨也。内其国而外诸夏，内诸夏而外四夷，此三科九旨也。”三科九旨以外，又有五始、七等、六辅、二类。依据这些凡例，公羊《春秋》才成为有条理的一种经学理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继董仲舒以后，何休是最大的公羊《春秋》学者，而且，他又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。
概而括之，何休学说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第一，对《春秋》的文例进行归纳，以“三科九旨”等条例将《公羊》学条例系统化，使《公羊》学的面貌为之一新。何休通过对“三科九旨”等“义例”的整理和发挥，成功地总结了早期《公羊》的理论，使之更系统化、哲理化，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其在借鉴历史经验、指导现实政治运作方面的作用。这是对《公羊》学的一大贡献。清代著名《公羊》学家刘逢禄曾指出：“无三科九旨则无《公羊》，无《公羊》则无《春秋》。”(《公羊何氏释例》)由此不难看出何休在《公羊》学和经学史上的特殊地位。
第二，继承和阐发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“大一统”观念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。作为汉代《公羊》学的总结者，何休对“大一统”思想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。
第三，阐发了《公羊》学中“张三世”“通三统”的理论，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，这些理论在近代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事改良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。西汉董仲舒通过对“所见”、“所闻”、“所传闻”之划分，形成了“三世”说，并以此来阐述自己的历史循环进化论观点。何休则将“三世说”与“异内外”结合，认为春秋时代是从“衰乱世”，经“升平世”，最终至“太平世”。在这里，何休对《公羊》学的传统“三世说”作了创造性的发挥，表达出了历史变易、社会进化是普遍规律的认识。
何休的“三世说”，被后来的公羊学者衍化为历史进化发展的三个阶段。清末的康有为更把由“据乱”而“升平”而“太平”发挥为人类进入理想社会的三个阶梯，形成了自己的进化改制思想，为资产阶级从事维新变法斗争找到了理论依据。
历史上，公羊学派曾经长期受到冷遇。但是，18世纪中晚期，常州学派的出现，标志着《公羊》学的重新崛起。清代中后期，庄存与、孔广森、刘逢禄、龚自珍、魏源、康有为一大批精研《公羊》学的学者出现，使公羊学派成为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。鸦片战争爆发前后，龚自珍、魏源探究何休对《公羊》学的阐释与发挥，借经学议政事、改风俗、正学术，把《公羊》学研究与经世、救亡、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。康有为、梁启超则利用何休的“三世说”等观点，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。何休对《公羊》学的总结之功，在近两千年后终于结出了硕果。正是何休使得《公羊》学更加条理系统，面貌为之一新。《公羊》学这种传统的思想学说，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，是与何休做出的贡献分不开的。
在我国南方地区，有的堂联写成：“庐江世德，学海家声”。问及联意，对“庐江世德”能说出其意，对“学海家声”则一知半解。上述联中的“东海”、“学海”仅一字之差，意思却不同。“庐江”、“东海”指的是何姓地名郡望，联中的“学海”，非“东海”笔误，“学海”另有所指，但“学海”非指地名郡望，而是指一个何氏名人。“学海”本义为学问渊博，亦指学问渊博的人。查何氏历史人物，被誉为“学海”并得到公认的，唯东汉何休。何休(129-182)，字邵公，任城樊县(今山东济宁东)人。东汉经学大师，《公羊》学集大成者。他一生不阿尊事贵，坚持政治操守和学术品行，撰写了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等一批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。所以，何氏堂联中的“学海”应指“何休”。那么，何休是怎么被誉为“学海”的？
一、称病辞官，潜心治学
何休(129-182)，字邵公，任城樊县(今山东济宁东)人。东汉顺帝永建四年(129)，何休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，父亲何豹曾任少府，位居九卿之一。何休所处的时代是《公羊》学盛行的时期。《公羊》学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《春秋公羊传》的学说，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之一。相传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，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，因而得名。《公羊传》在汉景帝之前为口耳相传，齐人胡母生(字子都)曾对公羊学进行总结。西汉景帝时期，立研究《春秋公羊》的学者胡母生、董仲舒为博士。胡母生制定了《春秋公羊》“条例”，董仲舒阐发和丰富其义理，后世《公羊》学的传授，都渊源于董仲舒。到了东汉，公羊学派自身弊病日益明显，如用大量封建迷信的东西去附会经义，有时甚至不能自圆其说；过分重华丽文辞，轻义理阐释，常常是洋洋数万言，却漏洞百出，无法讲清经义。这就为反对《公羊》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，而学习《左氏春秋》也逐渐成了热点，古文经学开始兴盛起来，《公羊》学面临着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。何休少年时代曾师从著名学者羊弼学习《春秋公羊传》。何休不善言辞，但性格朴实厚道，有主见，善思考。
两汉时代，选官制度以察举、征辟为主，同时还制定了对当时以及后世各封建王朝都有重要影响的“任子”制度。所谓任子制度，是指两千石以上的官员，任期满一定的年限，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一人为郎官，充当皇帝的扈从侍卫人员等。由于接近皇帝，也就容易受到重用。何休因为是官宦子弟而被诏拜为郎中，但他认为当时官场政治腐败，无法施展政治抱负，因此，他虽然勉强应召，不久即称病辞归，专心读书治学。何休放弃大好仕途不就而潜心治学，使他在社会上的声誉不断提升，自然而然的引起了地方大员的注意，成了州郡争相征辟的对象。但何休心意已坚，一一推辞。
二、施展抱负，身陷党锢
虽然何休辞官后潜心于《公羊》学研究，但他心中始终怀着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抱负，等待着能真正发挥才学，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。后来，代表当时进步势力的太傅陈蕃得势，征聘他参与政事时，他欣然应允。
陈蕃是东汉末年的杰出政治家，知人善用，具有政治抱负。他当政后，为了打击腐败的宦官势力，广泛地吸收和任用有识之士，壮大进步力量。为此，何休始终坚定地站在陈蕃、李膺为代表的一方，即使身陷残酷的党锢之祸，也没有丝毫动摇。
“党锢之祸”是东汉后期的一个重大事件，其实质是封建官僚内部的正直势力和腐败势力——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。这场规模空前的知识阶层与开明官吏相结合的政治运动，最终以党人的失败而告终，酿成了震惊古今的“党锢之祸”。东汉末年的“党锢之祸”先后有两次。第一次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(166)。何休当时被征辟时间不长，还没有引起宦官的注意与迫害，故躲过了一劫。但是，在第二次“党锢之祸”中，何休最终没有逃脱厄运，被卷入了险恶的政治斗争之中。
永康元年(167)桓帝去世，年仅12岁的汉灵帝即位，窦太后临朝，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辅政。次年，二人联合起来密谋诛杀宦官，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因窦太后犹豫不决，又走漏了消息，被宦官先发制人，疯狂报复，挟持汉灵帝和窦太后，并发兵攻打窦武等人，窦武与陈蕃先后遇难，党人势力大损。建宁二年(169)，侯览、曹节等宦官开始大肆搜捕党人，将李膺、杜密、范滂、虞放等百余位名士清流一并下狱处死。之后，他们又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，凡“党人”及其门生、故吏、父子、兄弟现居官位者，一概免职禁锢，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。何休是由陈蕃征辟的，陈蕃遇害，何休作为陈蕃门生，牵连不可避免。
三、学术大成，誉为学海
党锢之祸后，何休希望在仕途上发展的大门被关闭。但是，却为他潜心著述、阐发儒家学说，成为一代《公羊》学大师，提供了契机。何休是一个有良知的《公羊》学学者，他和其他《公羊》学家一样，认为《春秋》中含有“微言大义”，是救世补敝的良方。于是，他将整顿《公羊》学作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为社会改良提供理论依据、制造舆论氛围的最好方式。所以，在党锢之祸被解除而“赋闲”家中之后，何休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撰写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之上。
为撰写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，何休仿效西汉时期儒学大师董仲舒“三年不窥园”的做法，心无旁骛，全力以赴，终于撰成这部经学史上自成体系的重要著作，形成了《公羊》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“何氏学”。何休也成为了继董仲舒之后最大的《公羊》学者，从而在儒林中名望日益显赫，与博学通达、遍注群经的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双峰并峙，成为当时经学界推崇的学者。当时人们对两人的学问都十分佩服，京师誉郑玄为“经神”，誉何休为“学海”，十分推重。
何休被誉为“学海”，是因为他博古通今，学问渊博，著述丰富。史载何休长于天文历算，“三坟五典，阴阳算主，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，历代图籍，莫不成诵”。(《后汉书集解》引《拾遗记》)除了撰写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以外，他还有一大批有影响的著述。这些著述以《公羊》学为主，同时旁及其他经传。其中有《春秋公羊文谥例》、《春秋公羊传条例》等纯学理性作品，也有《春秋汉议》、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等论战性文章，以及《论语注》、《孝经注》等注疏性作品。这些论著，“皆经纬典谟，不与守文同说”(《后汉书•儒林传》)，共同构成了何休的思想学说体系，体现了他立足《公羊》、博采众家的经学大师风范。
到了晚年，何休的生活又发生了一个转折。由于政治形势的趋缓，东汉朝廷对党锢慢慢有所放松，光和元年(179)，汉灵帝部分开解了党禁，宣布“大赦天下”何休因此而再次步入仕途。此时的何休已是海内大儒，声名远播，许多公卿纷纷推荐他担任要职。然而，由于把持官吏任免权力的依旧是腐朽的宦官集团，何休只被任为议郎，不久又被升迁为地位略高于议郎的谏议大夫。在任职议郎和谏议大夫的期间，何休保持了自己正直敢言的本色，对上“屡陈忠言”。
长期的学术研究严重损害了何休的健康。灵帝光和五年(182)，何休病死在谏议大夫任上，终年五十四岁。何休去世后，大名士蔡邕为他撰写了碑铭，表达了当代学人对这位《公羊》大师道德文章的敬仰之情。
四、《公羊》大师，贡献卓著
何休的著作大都散佚，只有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至今保存，与唐徐彦的《公羊传疏》合为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。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作为何休的代表作，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，正是这一宏篇巨著，奠定了他在经学史上的地位。
何休在该书《序》里说:“往者略依胡母生(西汉经师)《条例》,多得其正，故遂隐括使就绳墨。”宣公十五年“初税亩”下,何休提倡井田；对公羊家的“春秋三世”说，也作了新的阐释和发挥，提出“衰乱世”、“升平世”、“太平世”的历史进化思想。在《文谥例》里，何休阐述了“三科九旨”。新周，故宋，王鲁，是一科三旨，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异辞，是二科六旨，内其国而外诸夏，内诸夏而外夷狄，是三科九旨。从三科九旨推演，又有许多义旨。表明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是公羊学从西汉到东汉的总结和发挥，由于这部书保存了公羊家的许多条例、义旨，后世公羊学者奉为经典。
何休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今文经学家，他治学的态度严谨、认真。他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法著《春秋公羊解诂》，与那些引章断句的博士文有很大的差别，这就是严整缜密，系统性强。他所注经书，虽也不能挽救今文经学的崩溃，但影响却颇大，以至成为今文经学方面的领袖人物。
今文经学是有其思想渊源和历史渊源的。汉朝立国以后，自从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创立阴阳五行化的《公羊》学以后，所有的今文经学都朝着这个方面发展，也都阴阳五行化了。当时的发展方向表现在两个方面：繁琐与迷信。所谓繁琐，指今文经学家抓不住要领，去支离蔓衍地解说经文，一部经的经说，解释起来，动辄数十万言甚至多至百余万字，并名之曰“章句小儒，破碎大道”，把浮辞繁多、蔓衍无际当作学问，并津津乐道。所谓迷信，指孔子不谈神怪，所以，迷信成分在原来的儒家著作中不占主导地位，儒学中还很少神秘主义的东西，而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附会经义，蔓加解释，提出“天人感应”的学说后，今文经学家便增加了迷信成份，另外选择了一个谈神说怪的孔子，把妖言妄语说成是孔子所谓书中固有的，称为“纬书”或“秘经”，总称“谶纬”，并将此看作“内学”，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里就载有求雨的办法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，而且是官学，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重视。许慎、贾逵等人，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。班固的学生马融注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周易》、《三礼》、《尚书》，贾逵本人注《左传》，使古文经学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，马融的徒众在当时达千余人，象郑玄、卢植等，都是他的学生，因而使当时的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。当时的郑玄，就是古文经学的大师。何休与郑玄恰好同时。当时，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，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。二人如同二水分流，各不相让，各有千秋，各扬所长。何休的今文经学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成长起来的。因此，何休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功绩，是巨大的。
何休作为一个大学问家，他精研古今诸经，前后花费了整整17年的功夫，以巨大的忍耐力和自信心写成了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。在写作这部著作时，他废除了繁琐和迷信为特点的章句之儒的俗学，仿古代《春秋》五十凡例，为公羊《春秋》制定了凡例。他在《文谥例》中说：“新周，故宋，以《春秋》当新王，此一科三旨也。所见异词，所闻异词，所传闻异词，此二科六旨也。内其国而外诸夏，内诸夏而外四夷，此三科九旨也。”三科九旨以外，又有五始、七等、六辅、二类。依据这些凡例，公羊《春秋》才成为有条理的一种经学理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继董仲舒以后，何休是最大的公羊《春秋》学者，而且，他又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。
概而括之，何休学说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第一，对《春秋》的文例进行归纳，以“三科九旨”等条例将《公羊》学条例系统化，使《公羊》学的面貌为之一新。何休通过对“三科九旨”等“义例”的整理和发挥，成功地总结了早期《公羊》的理论，使之更系统化、哲理化，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其在借鉴历史经验、指导现实政治运作方面的作用。这是对《公羊》学的一大贡献。清代著名《公羊》学家刘逢禄曾指出：“无三科九旨则无《公羊》，无《公羊》则无《春秋》。”(《公羊何氏释例》)由此不难看出何休在《公羊》学和经学史上的特殊地位。
第二，继承和阐发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“大一统”观念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。作为汉代《公羊》学的总结者，何休对“大一统”思想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。
第三，阐发了《公羊》学中“张三世”“通三统”的理论，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，这些理论在近代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事改良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。西汉董仲舒通过对“所见”、“所闻”、“所传闻”之划分，形成了“三世”说，并以此来阐述自己的历史循环进化论观点。何休则将“三世说”与“异内外”结合，认为春秋时代是从“衰乱世”，经“升平世”，最终至“太平世”。在这里，何休对《公羊》学的传统“三世说”作了创造性的发挥，表达出了历史变易、社会进化是普遍规律的认识。
何休的“三世说”，被后来的公羊学者衍化为历史进化发展的三个阶段。清末的康有为更把由“据乱”而“升平”而“太平”发挥为人类进入理想社会的三个阶梯，形成了自己的进化改制思想，为资产阶级从事维新变法斗争找到了理论依据。
历史上，公羊学派曾经长期受到冷遇。但是，18世纪中晚期，常州学派的出现，标志着《公羊》学的重新崛起。清代中后期，庄存与、孔广森、刘逢禄、龚自珍、魏源、康有为一大批精研《公羊》学的学者出现，使公羊学派成为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。鸦片战争爆发前后，龚自珍、魏源探究何休对《公羊》学的阐释与发挥，借经学议政事、改风俗、正学术，把《公羊》学研究与经世、救亡、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。康有为、梁启超则利用何休的“三世说”等观点，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。何休对《公羊》学的总结之功，在近两千年后终于结出了硕果。正是何休使得《公羊》学更加条理系统，面貌为之一新。《公羊》学这种传统的思想学说，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，是与何休做出的贡献分不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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